想讲讲我为什么会来日本

故事要从2017年讲起，那年北京大兴的一个城中村着火，烧死了几个人。 于是，北京开始清理低端人口。 所谓“低端人口”，指的就是我们这种不富裕的外地人。

当时我住在天通苑的一个群租房里，60平左右的房间，分割成了4个卧室。 我租了其中一间，月租3500。 那天我回家，门上贴了一张居委会的告示，说政府禁止合租房，勒令我们限期搬家。 我没搭理。

于是几天后，居委会带着几个壮汉，拿着锤子和电钻，把主卧的墙给砸了。 居委会振振有词，说主卧本来是个客厅，中介违规隔成了卧室，这个墙砸得合理合法。 住在主卧的也是一对小情侣，女孩跟我爱人一样，喜欢穿各种花花绿绿的裙子。 那些漂亮的裙子就被淹没在尘土和砖块之中。 隔天，主卧的情侣搬走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家里突然停电了。 我以为欠费，就在手机上买了点电，但过了一会电还是没来。 室友从里屋出来，说居委会的人又来了。 这次，他们把我们家的电表给拆了。 我到走廊一看，果真，电表箱里空空如也。

我本想带我媳妇去住酒店的，但她心疼钱，我俩就借着手电筒的灯光，找到一盒我之前参加活动时，主办方送的香蕈蜡烛。 你别说，点着后小气氛整得还挺浪漫。

就那么对付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去了居委会。 接待我的是个小姑娘，一口京腔，问我屋子里都住了哪些人。 我说我跟我媳妇住了一间，另外三个房间是两个次卧，和一个厅隔（客厅改成的卧室），那个厅隔已经被你们砸了。 “你媳妇？”她纳闷，“结婚了怎么还跟别人合租房子？考虑过她的安全吗？算负责任的老爷们吗？”

她把我问住了。 我本以为自己挺能言善道的，甚至准备好了各种法律条文用来维权，但谁知竟一句话被她绝杀。 我从居委会铩羽而归，打算搬家，找一个整租的房子。

可谁知我刚走出电梯，就看见我这个群租房的中介，在偷偷地给我装电表。 我吓了一跳，我说哥们，这活你干得了吗？ 他说你别吱声，公司给我培训过。 他话音刚落，我看到屋里的灯，亮了。 牛逼。

那时起，我就萌发了买房的念头。 但可惜我收入很不稳定，经常几个月颗粒无收。 毕竟我要是手头宽裕，就不会跟别人合租房子了。 几个月后，我走了狗屎运，一本书的版权被爱奇艺买走了，说要拍个网剧。 天降一笔横财，这让我有了买房的底气。 我看看钱包，前掐后算有个小一百万。 于是我开始看盘。

看了几个盘后我才意识到，这点钱妄想在北京买房，杯水车薪。 此时，一个老家的朋友找我说，要不要考虑下郑州的房子，我手里有个盘，开发商是个国企…… 毕竟你也没有北京户口，就算买了房，依然是外地人。 他说的有几分道理。 左思右想，我决定在老家买房，将来回去发展。 于是，我买了朋友推荐的那个房子。 房本上写的是我媳妇的名字。

她十九岁时就跟我在一起。 当时她还在上大学，我在创业，项目融了点钱，我意气风发，向她吹嘘，看着吧，不出两年，你老公一定飞黄腾达。 于是，不出两年，我就跟合伙人闹翻了，净身出户。 失业后，我搬到了这个齐聚了“低端人口”的群租房里。 她毕业了，拖着行李来北京找我，我打开房门，向她介绍： 这是A房间，住着一个哥们，做销售的； 这是B房间，住着一个女孩，我也不知道干啥的； 这是C房间，暂时还没人住，中介说过两天就来人了。

这是D房间……也就是咱们家。 我挺没底气的，把那个家字念得非常轻。

赋闲过一段时间，我开始上班、写书、捣鼓捣鼓小项目试图赚点钱…… 无论我做什么，她都“好啊好啊”地支持我。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说咱俩领个证吧。 她想都没想，就说好啊。 她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了。 直到去年我俩决定出国时，才补办了一场婚礼。

房买得挺痛快的。 我们签约时，那房子已经快封顶了，约定当年年底交房。 签完合同的次月，就开始还贷了。 每个月要还款三千多，我掐着指头算算，还到第六个月，就可以收房准备装修了。 可六个月后，我没有等到收房的通知…… 它停工了。

彼时我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 毕竟赶上疫情，各行各业都不好过。 我托朋友去工地看看。 朋友说一开始，工地里还有三两个工人敲敲打打，后来干脆大门紧锁，只有一个保安站在门口玩手机。 又过了几个月，眼看彻底复工无望，业主们便去售楼部讨说法。 没等到管事的领导，折腾几个业务员无济于事。 大家就又到开发商总部去静坐。 开发商无奈，只得跟我们对话，其间找各种借口，先是说空气扬沙治理、后又把责任推给新冠。

最后，开发商才坦白说：没钱。 钱去哪了？ 每家每户都交了几十万的首付，还每月向着银行还着几千块钱的贷款。 现在你告诉我你没钱盖房。 那我交的这些钱去哪里了？ 没人知道。 开发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

我们只好开始维权。 维权的过程很难，在郑州的，就排班去售楼处静坐拉横幅；不在郑州的，就在网上发声，或者上国务院小程序等平台留言情愿。 屁用不顶。 直到某天，一个业主爬上了烂尾的楼里，说要从上面跳下去。 他买的比我早，买这个房子是当婚房用的，结果现在婚都离了他妈的还没交房。 “快跳啊！”围观的业主在怂恿他，“这样房子的事情就有热度了！”

那人终究还是少了点跳楼的勇气，被警察拽了回来。 后来，警方加强了安保。 一段时间内，那片区域的警察数量，甚至比里面敲敲打打表演复工的工人还多。

也多亏了那位跳楼的哥们，房子的事情才能惊动相关部门。 相关部门把开发商代表和我们组织起来，讨论如何“自救”。 我们则喋喋不休地追问，买房的钱去哪了，被谁挪用了。 在座的一位领导终于没了耐性。 他说：人家那么大个企业，是国企，背靠国家，国家的钱花到哪里去，是你能问的吗？那跟你有关系吗？ 以及：为什么别人买的房子没烂尾，就你们买的房子有问题，是不是贪便宜了？是不是自己脑子不聪明，老想占便宜？老百姓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别总什么事都推给国家，国家不可能什么都替你们背锅擦屁股……

我很愤怒。 我想把这些发到网上，但打开微博，才发现我已被永久封号。 微信也被禁言，几个维权群也无端解散。 终于知道这些年我为什么一直过得如此拧巴了。 因为我总是执着于搞清楚一些我不应该搞清楚的事情。 愤怒过后，我冷静下来。 随后我开始恐惧。

我是做文字工作的，我知道红线在哪里。 这些年，我看到过许多人因为一句话，甚至仅仅一张照片就被封锁。 继续纠缠下去，不光我自己，甚至可能会连累其它的合作伙伴跟着倒霉。 再加上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，得知这个小区前面几栋楼，已经有人因为组织业主维权被判刑入狱的案例…… 我怂了。 我脑海里浮现出那天居委会的壮汉们，用锤子和电钻砸碎群租房家墙壁的场景…… 小小蚍蜉，怎敢撼树。 有些事情是我惹不起的。

我还清楚一件事：不管房子交或者不交，每个月的房贷我肯定是要接着还的。 我得保住我的工作。 于是，之后群里再有任何的维权活动，我都不再参与，气得最后群主把我和我媳妇踢出了业主群。 属实是众叛亲离了。

经过这么一折腾，我干脆也放弃了回家发展的计划。 有天，一个台湾的编辑朋友找我，说我之前在台湾出的那本书卖得还行。 我很意外，那书是我以前在大陆出版过的作品集，引进到了台湾重新包装后出版的，我本对它不抱什么指望。 再一深聊，对方说其实东亚几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相似度很高，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情。 他们建议我说可以多出去看看，例如日本，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正好我媳妇有个朋友，疫情前和男友一起出去的，平时帮她在东京代购点衣服鞋子一类的东西，偶尔也会在网上聊聊在那边的生活。

于是那天晚上，我突发奇想，说不然咱们也去日本发展看看吧。 “行啊。”她又跟往常一样，不假思索地答应了，“那猫呢？”她问。 “也带着。”我说，“咱研究研究怎么运出去。” “那房子呢？”她又问，“听说已经快交房了，这次是真的要交了。” 不要了，我说。

那些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。

后记

勘误：北京的房子不是60平，是类似如下的房间，带个卫生间，月租+百分之10的服务费。 具体多大我并不完全知晓，毕竟我也不能跑到别人家去量。 反正2017年那阵房价疯涨（现在反而降了），自如的房子一刷新一个价，所以应该跟这个差不多。 郑州房子最后在保交楼的政策下交付了，是我自己心灰意冷，不想去住，怨不得别人。 按揭依然在还，毕竟签了合同，得履约，也不想成为失信人。 以及，我对参加访谈、面谈、授权改编故事之类的活动也没兴趣（也不敢）。 之所以写下这段经历，完全是不吐不快，憋在心里太久了。 中文是我的母语，我靠它吃饭，靠它思考，靠它表达，是我天生的本能，我也离不开它。 所以我谁也不反，也不恨不怨。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了我身上，我提笔记录一下罢了。 我的书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只是以前为了吃饭写的一些市场书，也不建议大家花时间去读。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某些人口中的岁月静好派。 嘲笑或者鄙夷我，都是你们的自由。 我在现实中碰了壁，跌跌撞撞，所以想换条路再去看看前面有什么。 罗曼罗兰说：“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 祝大家都好好地。